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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我们还能做什么

2016-09-22 15:09:00 来源:文汇报

  作者:汪涌豪

  我认为,今天市场经济与物质主义环境,并不天然对文学的存在构成负面的挤压;科技进步与信息革命带来的视像化时代与图像霸权,乃或与之相伴随的、如费瑟斯通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不一定就会造成媚俗文学的盛行,以及文学自主性与审美特性的迷失。

  从审美创造到复制生产,从意识形态到话语狂欢,文学生产更多受市场的影响,乃或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种种存在方式的急剧转换虽让人眼花缭乱,但终究未能掩夺文学固有的特性。

  作为人的自由生存方式,进言之,人的精神的审美的生存方式,它带给受制于各种现实挤迫的人们以超脱物质与环境依附的解放感,一种真正成为“自由主体”的欣快感,直到今天都未曾散去。也就是说,社会急速发展与人们注意力的转移并未导致文学本身的激变,文学作用于人的方式没有改变,人们需要文学的原因也没有改变。相反,因为现实的强势表现与理想的被迫隐退,还有人与人、人与环境的感性连带日趋脆弱与不确定,人们对文学的需求许多时候反而在增加,渴望经由文学让自己经历一种精神生活的愿望反而日见强烈。

  被需要当然是因为有价值。所以以我们的认知,说文学将会终结是伪命题。文学的天地广大,可生长的空间至今未被穷尽。由对乡村的反映,进入到对都市的描画,文学已做到的要远远落后于它能做到和应做到的。更不要说它还远未达到人的精神复杂性的任何一条边界。

  那么,在这个时代,人们还能为文学做些什么?我们的主张,其实无须刻意做什么,只要能让文学回到它自身就已经很好。如前所说,文学是人诗意而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人迈越种种现实挤迫、实现精神自由的审美活动。置身于这个急速变化的大时代,日日遭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文学固然应该有所作为,应从历史、民族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到家族、个体与性别的细腻表达,全方位地回应这个时代。同时结合各种物质性与制度性因素之于文学的影响,准确认识自身的限度,并探索新的发展机遇。但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认识与探索,都必须依从文学的固有特性,既不偏师直达,主题先行,也不应借口技术实验,浑忘道义的担当,这是我们所说的只要能回到文学自身就好的真实意思。如此,使宏大叙事避免流于僵硬空洞——倘一味追求事象呈现,取消多维反思,文学的深度感就会消失;使细腻的表达不致失去价值关怀——倘片面屈从庞杂互出的分解式力量,醉心于各种碎片化的经验与鸡毛蒜皮的细节,文学的超越性就不可能存在,文学必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道。

  一部文学创作的历史,有太多的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好的文学恰恰受惠于作家有从具体生活中超拔出来的能力,尤其有摆落一方面有凡人的肉身,另一方面却常怀神仙欲望的鄙俗气的能力。

  所以,对于文学,如果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应该努力扶植并培育这种能力。这样说不是要否定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更不是鼓励作家不问米价,不理朝市,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面对文学,他应该表现得足以与文学的高贵品格相匹配。如果一个作家一味投入生活,与世沉浮;所写得的作品又一味以与生活逼真或平齐为满足,而没有高上的道德视镜和独立消解现实人生累累重负的担当精神,不能超拔自己,中流砥柱,相反,身陷名缰利锁,并与之载浮载沉;甚至向码洋投诚,作精神撤防,不惜以与人比滥的方式,夺眼球,博出位,是断无可能裸示生活的真相,搭准时代的脉息的。因为没有精神的高度,即使再真实的生活也会被表现得空洞无比。文学的力量当然更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要呼吁尽可能地让它离物质与市场远一些,离锋线上的时尚化欲望远一些,须保持的是精神上的傲然独立,以成就自己的价值。唯有这种独立,才可能做到不迎合,不苟同,才可能审慎地批判,冷静地解剖,并能让人深思反省。

  但遗憾的是,环顾当今文坛,有的作家视文学为名利场,总是担心一段时间没有作品就会被人忘记,然后两年一部长篇,以致以市井故事勉强敷衍,而忘了从故事到文学之间必须经过诗化的提炼与审美的转换,更必须假理性的判断以见出道义的力量;有的作家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抖抖机灵,写一些供人娱情遣兴的“轻文学”。更有甚者,以各种方式盗掘到底下,穿越到古代,量贩不同套路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廉价故事。但这样轻浅的文字能给人什么安慰? 它们是文学吗? 显然不是。

  文学应该给人以真相,与人分担艰难。只希望文学给人带来轻松,与只希望生活给人带来轻松一样不靠谱。或以为,这样的文学会吓退读者,让人倍感阅读的困难。对此,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入围龚古尔文学奖的夏尔·丹齐格有句话说得真好:我们一直以为文学阅读是困难的,但我们也总说类似数学、物理和体育等科目很困难呀。既然所有有用的东西都不容易掌握,为什么不允许文学有它的困难之处呢? 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深刻的思想与复调的结构诚然对不少读他的人构成障碍,但它同时却是提供给人提升自己视界与境界的最佳范本。此所以,评论家伊戈尔·沃尔金会说“无法想象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得以更多地理解了自己。”

  结言之,在当今从物质、资本到情感、语言都日渐呈现“冗余”的时代,文学能否具有这种精神气度变得非常重要。文学应该能够做到、而且也必须做到宁可傲世独立,也不顺世,更拒绝玩世。然后永远不放弃自己所从来承担的启蒙功能。今天,许多作家与学者都喜欢说现代性,包括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前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后者则力图保持人性的完整和精神的丰富。具有自主性的文学艺术,正是审美现代性实践的主要形式,我们应努力使之名实相符。

  当然,我们也乐意作家过得幸福,有现世中的自在,但希望那是世间难得的清欢,而非俗人羡慕追攀的庸福。毕竟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还生活、甚至更生活在意义世界中。而伟大的文学虽常诞生于俗世,却从不曾真正属于俗世。作家略萨认为,“小说的真实性当然不必用现实来做标准”,“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他的意思显然是,能不能洞穿生活,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说出只有自己才说得出的话,是判断什么是好的写作与好的文学的标准。(汪涌豪)

编辑:董雯

关键词:文学生产;文学创作;文学阅读;锋线;文学艺术;审美创造;冗余;小说;俗世;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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