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研讨】

　　“有学者说过，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说，‘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难道果真是如此吗？”7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2届年会暨“思想史视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黄永林在致辞时希望与会者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探讨，或厘清或反思或重构。

　　在他看来，思想史和现当代文学创作形影相随，互相渗透和融合，形成了天然的学术交叉地带，两者都依托着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从“两小无猜”到“双栖双飞”，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表示，在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历程中，既有过文学史价值与思想史价值高度融合的文学辉煌期，也有过两者严重错位的文学蜕变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他说，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深刻的思想表达伴随着艺术的火花飞溅，但往往被忽视了。学界应该承担起系统、深入探究的使命，毕竟作家不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浸润在文学作品的血肉和肌理中，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作品的表层直接展示出来。这就需要研究者去发现、去透视、去解析，攫取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养分，并加以创造性的整合与转化。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专注于王蒙思想研究。他认为，王蒙是个有思想的文学家，思想散见于文学作品中，王蒙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就是作家具有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就是说，王蒙在看取事物的时候，总是避免简单化的、单向性的、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化思维方式，而是倡导复杂全面的、多向立体的、亦此亦彼的多维理性的思维方式”。

　　王蒙创作的“秘密”被郭宝亮“破译”了，所以曾经发出过“知我者宝亮也”的感叹。这般感叹背后，可能是因为多年“藏在深闺人不识”，或者是领受了太多的严重误读。作家刘醒龙就有过这样的遭遇。他在小说《圣天门口》里塑造了一个名叫傅朗西的人物。这个名字来源于他的现实生活经历，感觉很上口、很雅致，就挪移到小说里边。但是有研究者大做文章，说“傅朗西”跟“法兰西”谐音，进而将整部作品进行了全盘西化的解读，让他哭笑不得，“现在经常看到一些理论文章，用西方理论去套土得掉渣的乡土文学作品”。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罗长青认为，文学史研究应该立足于扎实的文本分析，通过文本分析给出有思想的解析，而不是将思想“强加”给文学作品，把文学研究当成思想的脚注。

　　但是，现在部分文学作品思想贫瘠也是不争事实。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肖向东说，一些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放弃了责任，失去了定力，以致价值观错位、思想迷失，结果是作品都变了味，还“缺钙”。

　　李遇春也认为，当代作家时常在面对中国现实与中国经验时产生了懈怠和无力感，缺乏透视广阔生活与解析复杂现象的能力，作品显得琐碎、平庸，或者干脆直接伸手向西方要思想，把文学作品当作概念化的传声筒，拾人牙慧。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蒋济永着重强调文学的“内生性思想”。他认为，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察看，如果文学思想属于外源性的，要么来自国外，要么来自非文学领域，那么一个作品即便看起来严肃、深刻、重大，也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相反，一个作品的思想即便偏于轻、微、浅，却是源自内生的，也就是基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产生新的文学思想，也值得赞赏。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则表示，不必向作家要思想，应该要生活和故事。好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思想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从不少作品中看不到作家对生活有多少真切的认知，有些甚至低于生活、落后于生活。

　　黄永林总结道，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它有精神灌注其间，它不能沦为纯粹的语言符码的堆砌，或者沦为技术主义的“行为艺术”，不能仅仅局限于再现人之外貌，还要表现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