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跃兴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玩着网络直播，以至有人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时代”。这缘于怎样的时代诉求和时代文化心理？

　　近几日，有文娱媒体载王思聪直播真人秀《hello女神》被砸场的新闻，但“谁人砸场”却没了下文，有分析说这“是炒作还是意外，姑且不论，但该事件的传播效果很是惊人，在百度热点事件排名达到第一名，搜索指数达到340326。”

　　无独有偶，7月2日，蔡澜拉出倪匡在“一直播”平台开设系列直播节目“倪匡蔡澜155会客室”，两位老人意气风发，妙语连珠，谈朋友，谈文学，谈交女友，引来众多粉丝，观看数量突破百万，而一小时的直播显然不过瘾，网友则呼吁“请把金庸先生叫来”。

　　如今，随着五花八门的直播APP出现，一台智能手机加上互联网就能支撑起一个直播秀场，网络直播正在成为全新的社交方式和媒介传播形式，游戏、娱乐、体育、综艺、音乐、教育、人文等等，都进入了直播内容。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玩着网络直播，以至有人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时代”。这不禁让人想起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这种技术工具，正在影响着和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

　　为什么“从网络红人，到富二代、甚至到霸道总裁，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玩着网络直播”？这缘于怎样的时代诉求和时代文化心理？

　　一方面，这正是这个时代互联网精神的展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更多自由，拥有了更多表达的权利、言说的权利。借助互联网无远弗届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个人与时代、社会、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让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我们通过“网络直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臧否人物，传播知识。有网友说得好，“你喜欢写字，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你喜欢‘抛头露面’，可以制作视频分享生活；你喜欢唱歌，可以当网络主播，唱给别人听。这真的是一个不再局限于文字、可以随意发声的年代了。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它的背后其实是自我个性充分发展和人类实现无限自由的时代。”

　　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说，“网络直播”是我们通过技术媒介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内与他人交流产生互动影响关系。“网络直播”，有人也把它叫做“秀场”，其实，这带有自我表演的属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自我表演来展示我们特定的社会角色。在“网络直播”中，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真实的、虚假的，合伦理道德的或是色情低俗不健康的，其实，仍是一种自我表演和自我表达。“网络直播”虽然媒介是一种视频形象，但通过这扇小小的“窗口”，还是能够证实一个人、一个表演者的身份、地位、社会声誉、欲望和诉求这些自我需要的方面。所以，有的人通过“网络直播”，把它作为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获得精神自由的工具，有的人则因为“网络直播”，变得自我堕落、自我分裂、自我毁灭……

　　也正因如此，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网络直播”虽是新生事物，但是，一些“网络直播”的内容，已经充斥着欲望化、物质化的东西，有的正变成没有精神价值的纯肉身娱乐，变成世俗、艳俗、媚俗的“低俗化竞赛”。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说：“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不止是对“网络直播”的警示，也是对当下一切娱乐文化的警告。

　　“网络直播”，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这种网络秩序创设一种规范的环境，这种环境将鼓励每个人去享有任何他人都有权利享有的文化和去充分地发展自己；这种网络秩序不应夸大人性中的某些方面，而因此牺牲另一些方面的发展，它应该是有利于发展我们所有的高尚的倾向，而不是侵损了人性中精神和美学的方面……（袁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