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周刊·影视评论·艺坛杂议】

　　作者：杨洪涛

　　今年恰逢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影视工作者仿佛听到一声红色集结号，纷纷列队出场，献上一部部影视作品作为厚礼，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电影《大火种》《太阳河》《老阿姨》《古田会议》，电视剧如《海棠依旧》《彭德怀元帅》《三八线》《毛泽东三兄弟》《东方战场》，将银幕荧屏映衬得红红火火，也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话题再次成为业界热议的焦点。

　　电影《古田会议》剧照

　　由于所表现内容相隔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较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容易出现两种误区：一种是硬性灌输、机械表达，用高举高打、神化膜拜的方式对待历史人物和革命历程；另一种是戏说历史、亵渎先烈，打着所谓“人性”的旗号，以戏谑玩闹的情态和粗鄙油滑的习气，消解崇高、献媚观众。如何规避这些问题，在文化消费日趋多样、媒介环境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实现艺术突破和观念创新，从而引发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群体的思想共鸣和心灵震撼，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审慎面对的新课题。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创作者形成高度认识，自觉通过努力和探索对这一问题积极回应，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呈现出一种新姿态和新趋势。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容易主题先行，陷入理想化的政论思维和标签化的人物塑造的窠臼之中。部分创作者从单一维度、主观视角解读历史的复杂性，固化地、片面地理解人物参与革命的思想动机和追寻信仰的逻辑起点，使作品感染力不足。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生活肌理，切身去感受和理解当时历史环境下人物的实际处境和心理状态，给予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充分的逻辑根基，从还原本真出发走向崇高。比如，电影《大火种》一开始描写了青黄不接之时，广饶农村孩子饥饿难耐、为挣半个馍馍扭打成一团的场景。这就不难体会，当共产党员刘雨心告诉农民《共产党宣言》里有“能让俺们吃上馍”的道理时，他们兴奋向往的样子，从而更能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在齐鲁大地从星星火种演变成燎原大火的必然性。还有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片面着墨于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而忽略革命者、建设者作为个体的情感故事。这样的创作方式容易令人物形象扁平、僵化、乏味，缺乏生活质感和人性魅力。近期一些影视作品的突出优点就是在注重宏大叙事的同时兼顾微观描写，无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普通战士、平民百姓，都突出人物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表现人物的爱慕、喜悦、愤怒、悲伤、焦虑等各种情绪、情感，赋予他们充分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从《彭德怀元帅》里彭德怀与浦安修新婚之时的浓情蜜意、互诉衷肠，到《毛泽东三兄弟》里毛泽东与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之间的相互扶持、血肉亲情，再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与家人们“爱的拥抱”，这些神来之笔把领袖人物作为普通人的基本情感鲜活地展现出来，令作品充满平民质感和生活温度。

　　毛泽东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首先要有到达率，然后才有满意度。如果观众不买票、不点击、不观看，再好的思想情怀和艺术创见也传播不出去，只能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居高临下的宣教方式不符合今天的传媒格局和传播规律，所以创作者应该放低身段，倾听观众意见，回应时代潮流，厘清艺术与传播的关系、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须知，作品的价值引领和思想传播，不应该是滚滚洪流，而应该是静水深流。无数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在不经意间获得的认同与感动，比起硬性的、激越的教化更容易入情入理、暖人走心。当然，“接地气”不等于拒绝神圣、调侃崇高，更不等于江湖习气、市井作风。我们不能用轻慢娱乐的心态消费民族之殇和国家劫难。“近人情”也不是要把剧作拍成偶像剧、言情片。我们不能让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沦为借着“情感”的幌子娱乐大众、赚取票房和收视率的戏码，而丧失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有的精神气质。“低姿态”更不等于迎合观众的某种低俗趣味，要避免以所谓贴近“人性”为借口，消解革命先烈、英模人物的信仰坚守和精神攀登。创作者要在探索符合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审美喜好和价值取向的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同时，坚守艺术品质和思想深度，使作品的情节桥段既有价值引领，又有生活态度，把人情味儿融入大格局，从而吸引更多人驻足观看、击节呐喊、感动沉思。总之，只有在平凡中照鉴伟大，从世俗中走向崇高，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才能够拥有现实主义的根基、英雄主义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风帆，才能够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社会语境中光荣绽放。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